诺日朗因缘六：“柏林式写作”
杨炼1993年在柏林“临时贵族”时期住过的后院给朋友签名。
1991年的柏林，既是我们“喘口气”的歇脚之处，更是再出发的地点。因为，新西兰地处遥远，1989年的世界巨变，隔着遥远的时空，仿佛发生在另一个宇宙。我们的感受，仍然系在中国那一条细细的线上，中国发生的一切，好像就是世界发生的一切。但，世界发生了什么？它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我们自己未来的生活、写作有什么关系？这场巨变，将如何深刻影响、甚至改写我们的未来？更进一步，它将如何改变整个人类的整个处境和观念？多少问号，像大海上一望无边的成排巨涛迎面打来。
我们只是慢慢才懂得，1991年1月2日在“裤裆大街”上那场寒夜漫游，其实在引领一条人生的漫漫长途。
多年后的2012年夏天，我获得了2012——2013柏林Wissenschaftskolleg（中文翻译是“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这个奖项的内容，是遴选国际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创作的佼佼者，无论年薪多少，由德国政府出钱，“买”他（她）一年学术自由，专心研究自己最关注的主题。“超前研究”，顾名思义，奖金获得者的思路，应该蕴含着人类未来的走向。
哦，又要到柏林居住一年了！2012年7月和8月，我和友友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拾已很不习惯的搬家——漂泊经验，把我们漂亮的伦敦家，硬生生“拆了”。书、音乐、衣服之类软件，装箱标号运去柏林，家具等等大件硬件，留在伦敦，租仓库储存，等待有朝一日当还乡团。哦，好累啊，但不止是体力的累，更是心力的累，原来环球漂流时那沉重而又空虚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
友友的画：我们新西兰奥克兰格拉夫顿桥边的老房子。
从1989年到1997年的整整九年里，“搬家”像个梦魇挥之不去：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二十多个国家从脚下滑过。“家”，除了手中两个箱子、背上两个背囊，哪儿都不在。我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提着行李站在站台上。友友呢，常常边流泪边打包。朋友们常常劝：“别漂了，赶快找个地方定点吧。”可哪里是我们的“地方”呢？只要能放下行囊，有一张桌子，坐下写诗，哪里又不是那个“地方”呢？漂流，让我们学会了一种锋利：迎着每个日子的刀刃生活，让诗句血淋淋握住那把刀刃，并在日子的磨石上把诗打磨得更锐利！
这些诗，收集在《无人称》和《大海停止之处》两部短诗集，以及《鬼话》散文集中，短诗句句滴血，恰与生存的艰难相配套。散文中，没有“我”，却有无穷无尽的“你”，疾病似的蔓延，犹如一场“自我”之内的喃喃自语，借用第二人称不停进行，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这些并非刻意设计，而是作品被自己内在能量激发着、推动着，自动生长生成的。说到底，作品结构人生，而人生也恰是一件作品，端看你如何立意、构思、完成。
即将写完组诗《大海停止之处》那个夜晚，我记得好清楚，每隔几分钟，从床上跳起来，写下新跃入脑海的诗句。诗，仿佛自己有生命，潮水般向前推进，一波波涌来，直到拍打出那组诗的最后一行“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是的，我人生不正是这个意象？一个人站在海边峭崖上，眺望自己又在船上，不停出海。那内涵是：所有外在漂泊，都是内心旅程的一部分。
这犹如一个公式，找到了写作的思维，更抓住了生活的逻辑。有这个公式在，我知道了，自己不仅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在陌生的世界上继续创造性的生活。也因为这个信心，让我们在1997年决定，试试定居伦敦，同时开始写海外第一首长诗《同心圆》，把活法渗透进写法，把流亡初始时的“从漂泊里发现静止”，引申为无处不是流亡的“在静止内体悟漂泊”。
漂泊，把人生永在路上的感觉，推到眼前，不容你忽视。就是这个不停深化的“动——静”之变，给我们的思想不停充电，令一部部作品像脚印，留在身后。从1997到2012，在伦敦居住的十五年，长诗《同心圆》、组诗《幸福鬼魂手记》、长篇散文集《月蚀的七个半夜》、短诗集《十六行诗》、《李河谷的诗》、《艳诗》、自传体长诗《叙事诗》，接踵而至。尽管重复同一个诗歌标签，容易获得辨认，颇为讨巧，但我不喜欢那种精神惰性。每部作品迈出大不相同的一步，当然会令读者、评者、译者感到跟不上，因而宁可保持沉默。但这是一种命，源于自我选择，他们要沉默就呆在沉默里吧。
友友1991年旅居柏林期间，摄于西班牙
友友教书之余，也出版了《替身蓝调》、《她看见了两个月亮》、《婚戏》小说集，长篇小说《河潮》更突破当代中国习惯性的自传宣泄，很早（也许太早了）以小说的虚构能力提炼出中国现实的文学意义。它的英译《Ghost Tide》（鬼潮），由英语最大的哈泼•科林斯出版集团出版。友友还根据她十余年在英国伊顿公学教学的经验，应对当代中国教育问题，写出了非小说类作品《伊顿公学》。
嘿，伦敦，没有像当年我们把全部家当（包括一台恐龙般巨大的第二代PC电脑）塞进我的Opel小车，准备向伦敦进发时，老多多在斯图加特“幽居堡”门口向我们告别时，半是玩笑半像诅咒说的“伦敦是好，可你们这一去，怕也是凶多吉少。”哪儿的话？我们呆下来了，而且呆得不赖！
我们伦敦家餐厅里的紫郁金香，后演变成诗作《紫郁金宫：慢板的一夜》。
可是，在一处终于住定、安心，和拆掉安乐窝，重新上路，投入漂泊的漩涡，是太不同的两回事。在一处住惯了，还是会让人忘记人生的漂流本质，误以为已经融入了当地，成了那儿天经地义的一部分。
我从在地球表面的横向漂流，到发现朝向日日深处的纵深漂流，有个很具体的时刻。那是我在伦敦住了四年之后，某个十一月深秋，站在厨房后窗前，眼睛“自然而然”寻找着什么，是什么？我忽然感到一种惊诧：我在搜寻后院那棵苹果树某根树枝上最后一只苹果！找到了。它就在那儿，小小的红红的，衬着落尽树叶的灰暗天空格外触目。
这可不是一般的苹果，而是一个提示：当我能下意识“知道”这只苹果的存在，我和伦敦这个“本地”的关系已经变了！这个本地，从我暂停过的无数本地间站出，把一个地址拓展成无限的，把我的全部漂泊经验，包含在它之内。只要向下挖掘，脚下就是隧道，就有无限的深度。更进一步，我们的“根”，只能是这样的，主动长出、扎进任何土壤，把无论何处变成自己的故土，来滋养思想和写作。
这个本地与国际之思，催生了我的诗集《李河谷的诗》。它一方面深化了我对每个“本地”的自觉，一方面警醒着“国际”一词的空泛。那是不是对当下全球商业化语境中“泡沫化人类”的敏感和警告？谁知道，也许拆掉伦敦美丽舒服的家，再次打包上路，本身就暗含着一个潜意识的警觉：从静到动，打破对世界格局的固定思维，激活新一轮动荡的、不稳定的、实验性的生存——重新开始自觉的流放！
那次伦敦拆家的经验，使我获益匪浅，它产生了好几首我自己喜欢的诗，尤其是以“蝴蝶”为贯穿的三首诗：《蝴蝶——纳博科夫》、《蝴蝶——柏林》、《蝴蝶——老年》。选择这样的题目，原因很简单：搬家期间，我信手拈起了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一开始读，就被深深吸引了。这位二十世纪最早一代流亡作家，他体会过的现代流亡感，完全不同于后来那些冷战中的流亡作家。在他逃离俄国的上世纪二十年代，这世界上还没一个“共产主义阵营”，由此，冷战套话还没流行，以致形成一整套口号工业和商业，令贩子们靠口水盈利。《说吧，记忆》，该称为流亡作家的小圣经，因为它不仅没用非黑即白简单化历史，反而不否认人类高尚的理想主义，这尤其表现在对“唯物”价值观的轻蔑上。在纳博科夫看来，谁仅仅以他家的财产被剥夺来解读他的思想，和那些贪婪的剥夺者其实是同一路货色。
纳博科夫一家离开俄国后，暂居于大群俄国流亡者聚居的柏林，但他父亲、前俄国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司法大臣，竟在这儿被一个俄国民族主义者举枪刺杀。他的墓地，就在柏林施潘道俄国东正教公墓中。他父亲的死，是一个象征，让我读到纳氏人生中的“重”，那是种高傲的孤独感：既和迫害者、也和麇集嚣嚣的所谓反抗者拉开了距离。他主动拒绝的，不只是口号，而且是不同群体共用的低俗品味。把文学的高尚降低为一种谋利手段，能买卖痛苦、政治、甚至人生观。在异国他乡，选择单独扛起这份“重”，要一个人内心加倍的强。幸而，纳博科夫的书中，还有一抹无所不在的“轻”，那就是他毕生酷爱、精心钻研的蝴蝶！厚厚的《说吧，记忆》，简直是一本能飞起来的书，因为几乎每一页上，刺绣一样布满了纳博科夫对蝴蝶的描绘，这本鳞翅目文学教科书，让我读得赏心悦目，忘情时，真像骑着纳博科夫文字的翅膀翩翩飞舞。说到底，最美的那只蝴蝶，可不就是纳博科夫纯美、精巧的文学风格？！它平衡了人生之重，提升了人生之重，最终，蝴蝶之轻，成了纳博科夫（或就是“文学”本身）俯瞰现实的根本态度：无论现实多脏多丑，它不能贬低人性境界的高贵和美！时代随风飘去，口号数年一变，唯一没变的，是人的精神品位，它只有高、低之别。人选择它，同时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群：高贵文化、或流氓文化——那血液里的基因密码，不会随一个人地位、名声的改变而改变。
伦敦家搬空后神奇飞来的那只蝴蝶，留下这三张照片，日后幻化成我的三首《蝴蝶》诗。
要说神奇，似乎世界上真有神奇之事：2012年盛夏，就在我一边读《说吧，记忆》，一边艰难不舍地亲手拆掉珍爱的伦敦家后，空荡荡的客厅，大开着窗户，忽然，一只我们居住伦敦十五年从未见过的美丽大蝴蝶，翩翩径直地飞进了我们的房间！它（他）在屋里盘旋数周，又落回英国老式拉绳凸形窗上，旧木头的颜色，衬着那对紫红色的大翅膀，上面嵌满眼睛似的金黄斑点，颤动，煽动，就像眨动。它稳稳等在那儿，在我屏住呼吸，用相机把它仔细拍下后，才悠悠然飘飘起飞，向晴空飞去。我的眼睛追踪着它，目送着它，仿佛看着一个神示：这是纳博科夫派来的蝴蝶吗？这蝴蝶是从《说吧，记忆》里直接飞出的吗？抑或这蝴蝶干脆就是纳博科夫本人？在我悟出流亡真谛、即将向柏林启程之际，来向我显灵，宣告一个确认？哦，无论如何，这事太奇妙了，我没法解释，只能接受，这个象征了所有漂泊亡灵的美丽事实。
从纳博科夫父亲的被害、纳博科夫自己的流亡到今天，多少灾难发生在柏林？多少代流亡者到过柏林？柏林自身也有一部《说吧，记忆》，那是一整部欧洲近现代历史，站在柏林任何一个地点，闭上眼，我能感到，我直接镶嵌在历史的脉动中：两次大战、冷战、后冷战、全球化。还有它的地理位置，柏林地处东西欧汇合点，东西欧思想、文化在此潮涨潮落。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化经历了勃兴、全盛和衰落。柏林像一面镜子，牵着一串震耳欲聋的人物，目睹他们的“身份”从旅游者，变成流亡者，又从狼狈的流亡者，转变为举世公认的“经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纳博科夫、康定斯基，夏加尔，曼德尔施塔姆，兹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
走在柏林的街上，沉吟这些名字，我有时不免心生恍惚，觉得自己正走在成都杜甫草堂，心里沉甸甸揣着他那些漂泊的诗句,每一步,不像走在土地上，而是走在诗行间，走着，“我”就渐渐融入了“他”、或“他们”。“经典”就这样加入我、成了我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柏林，是一只微微凹陷的手掌，始终张开着，承接一代代陨落下来的流亡者。我们落进其中，就给自己的孤独找到了一个强大的起源，它衍生为一个血缘，汩汩浇灌了今天。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谁最先选用屈原大作中的“流亡”一词，去翻译英语中的“Exile”？真堪称绝译啊！这不是新词，却远胜新词，它既形象更文化，不仅译出了原文中的“出走”之意，更因为汉字歧义，叠加出了原文没有的多重可能：“流”（流离，流浪）与“亡”（亡命，死亡）的组合，是指“流向死亡”？或“流即死亡”？甚至“从死亡开始流动”？随你想吧！这位能从《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或《哀郢》中“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惜往日》中“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再有”）拈起“流亡”一词，一举牵出整个三千年中文诗歌传统，并打通古今中外诗人之根本命运者，不被赞为大天才，还能是什么？！
柏林DAAD，正是诸多流亡命运和创作能量汇集之处。我住在Mommsenstr 9号，和我们一墙之隔那个单元，就曾是俄国伟大的电影导演安德烈• 塔可夫斯基作为DAAD学者时的住所。他上世纪70年代离开俄国时，已经拍摄了《安德烈• 鲁勃廖夫》、《镜》、《潜行者》等伟大作品，尤其是他离开俄国前最后一部杰作《潜行者》，塔可夫斯基自己说：“潜行者需要找到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里，还能够信仰某些事的人”。这寻找，如我所说，简直是一种“从不可能开始”。他得面对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并不相信能找到，另一方面又疯狂地不放弃寻找的努力。绝望和生命，在对抗中互相刺激、共生共存。塔可夫斯基的国际漂流，正是这个思想的绝佳体现。
塔可夫斯基出国后一共拍出两部电影，却两部都是人生和艺术的巅峰之作。1991年，我在巴黎第一次看他的《乡愁》，深为电影最后那个漫长的镜头所震撼，音乐反复休止、又一次次重新开始。男主角秉烛穿过干涸的水池，途中蜡烛一次次熄灭，他也一次次回到出发处，执拗地重启这西西弗斯之旅。哪个流亡者，不是每天醒来，都感到自己是从今天的水池边开始跋涉的？同年，在柏林艺术影院Asenal，我看了他患癌症后的绝笔之作《牺牲》（我觉得翻译成《祭品》更好），那可以看做塔可夫斯基留给世界的艺术遗嘱。那个结尾，一位对世界倍感绝望的老疯子，一把火烧了那座老房子，倒在泥水中朝着灼烧的死亡哈哈大笑。他笑谁？笑什么？笑自己是祭品？或笑不值得祭祀的世界？又或许，他也看到了下一步：“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这个我离开中国前写下的句子，在柏林，和塔可夫斯基的心发出了共鸣。
也别忘记德国本身的流亡者们吧: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除了迫害犹太人，更焚书毁画，打压有独立思考力的自由知识分子，那造成了一大批德国流亡者，著名的如作家托马斯曼、孚希特万格、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钢琴家施纳贝尔等。当年托马斯曼流亡美国，入境时回答海关人员的那句名言“我在哪儿，德国文化就在哪儿”，多么荡气回肠！言外之意，对一个艺术家，其实不存在“流亡”这个概念。你在每件作品中抛弃旧我，就像抛弃安乐而守旧的家园，又创造新我，就像闯入一片旷野，这精神之旅中，谁不是流亡者？或者说，精神创造者，必须进行自觉而主动的流亡！正是这批专业水平超群、思想原则清晰的知识精英，在二战后德国重建中，成为新德国文化的中坚分子。
杨炼在柏林“超前研究”中心三楼有一书房。
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另一批被时间之潮卷走的人物：前东德知识人，自己国度中的流亡者。著名如女作家克里斯塔· 沃尔芙，当年我读到她的中译小说《美狄亚》，立刻被其中深深的内心力量所折服，这力量并非来自对他人的喧嚣和咆哮，恰恰相反，来自掏心掏肺的内疚和自责。美狄亚取自希腊神话，它最强烈地演绎了“背叛”主题：美狄亚为爱疯狂，先背叛父王，又残杀兄弟，最后甚至不惜谋杀亲子。而在沃尔夫的小说里，美狄亚的“背叛”，成了群体迫害、挤压个体，最终迫使个体毁灭自身的典型。她的美和她的冤屈，形成一种强力，催动着无穷无尽的内心折磨，活生生画出一幅悔恨与骄傲的内心肖像。
这又被沃尔夫用六大段第一人称的独白形式所加强，最终把前东德的社会环境、敏感内心的深刻反省，和伟大的艺术创造力结合在一起，锻造出一部经典杰作。东德垮台后，沃尔夫被揭发出年轻时曾和秘密警察合作，虽然被她否认，但我想，即便曾如此又怎样呢？那个制度本来就是为扭曲人性而设立的。为了她揭示的思想深度，我能原谅她在那个恐怖丛林中被胁迫做出的事情，因为她把那下地狱的经验转换成了人自我追究的能量：恰恰是人——我们自身，缔造了这个非人世界！一种可能被歪曲的人性，已经折射出一切现实罪恶的源头。
与此相反，电影《他人的声音》中那个好人遇到好警察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好莱坞的想入非非里。有意思的是，那故事的原版中，最后向官方揭发“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妻子。那和《美狄亚》配套的真正问题是：在这个走投无路的噩梦中，谁是无辜者？有没有无辜者？若是没有无辜者，每个人该如何面对自身？“背叛”这个主题之所以深刻，正在于背叛者和被背叛的对象，恰是同一个人！倘若不是沃尔芙暗夜内心的忏悔感，就一定是她高贵的坦诚和思想力量，创造了美狄亚这样的人物，穿透历史和现实，抓住了人性悲剧的原版。就为这，我会毫不吝惜地称克里斯塔· 沃尔芙为“诗意的”和“激情的”。
反思冷战至今的历史和文学，我常努力区分“诗意激情”与“政治情绪”：前者是真正文学的激情；后者贴附于社会性口号。前者诉诸个人，聚焦于自我追问，经由曲折、艰难地探索内心，形塑出深刻、复杂的作品。后者诉诸运动，爱好简单化一切，借各种“政治正确”煽情，指责他人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诗意激情的落点，是有深度的作品。“政治情绪”则凭音量宣传，因为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从二战希特勒、文革红海洋，到阿拉伯街头，口号的最小公分母，总能裹挟大批不思考的头脑，以为找到了方向，其实完全盲目。更可怕的是，除了独裁者，连所谓“思想者”也会情不自禁玩这个游戏，因为公众情绪可以用利润计量，口号真正召唤的，是畅销书和电影上座率的商业利益。于是，个性被自私偷换，深度遭激烈吞没，肤浅的群体，不仅与诗无关，它本质上彻底反诗歌、反思想。所以，我在柏林“发明”出这句话：“别否认问题，更别用问题去谋利”！
“世界上最不信任文字的 是诗人”，我1991年的诗作《冬日花园》里有这样的句子。这个标题，被我在记忆里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带到了柏林。在奥克兰中心花园里，有一座“Winter Garden”，那时我英文如此之差，竟不知这个词的正确中译应该是“温室”，却被“冬日”和“花园”这两个字之间的强烈反差所吸引，念念不忘，直到在柏林把它写成诗作。我还记得，到达柏林后那个冬天，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黑漆漆的夜空，屋顶、街道都埋在雪中，昏黄的路灯，在压平的雪上发出淡淡的反光。某些夜晚，当我冒着寒风，穿过柏林动物园，身边笼子里山羊咩咩的叫声，凄惨荒凉，就像被抛弃的孤儿在痛哭。这人生的漫漫冬日，一首首诗萌动着。而柏林，就是那座花园，冰封雪压着，让一代代发育不全的孩子，清楚感到自己的无力无奈。
写作《无人称》和《鬼话》的日子，太强烈的刺痛刚刚过去，我想用诗句抓住那感受，但言词粗糙如梗概，如何能写出血肉里丝丝缕缕的震颤？我每天坐在Mommsen街9号的书房桌前，凝视窗外一棵光秃秃的树，枝干黝黑，盖着白雪的一侧发亮，不知怎么，我老觉得，这树是一只活的钟表，白雪的伸缩，就像指针，每天指着一个抽打我们的不可辨认的季节。最懂文字的诗人，最能体会现实和文字双重的抽打：无法忍受之痛，更因为无力说出而加倍！
由是，《冬日花园》不止是悲愤之诗，它是冷静的存在之诗。它的三节，揭开存在的三个层次：外、内、内外合一，写出语言之内、每个人的盲目之内的绝境。同时，正因为直抵存在，它不理会人之悲喜。这深思的确残酷，细思又不乏甜美：“花朵 在底下保存着淡红色的肉 / 像孩子死去后 一直鲜嫩的鬼魂”，“孩子比任何人更懂得如何蹂躏花朵”……窗前那棵树、那架时钟最尖锐的指针，不扎向别人，只戳中了我自己的要害：无法信任的文字，成为诗人的宿命；就像孩子，从未来反锁了人类。那么，冬日，是不是所有花园的根本处境和归宿？也只有从那儿，能认出、看透一切鲜艳的幻象。《冬日花园》啊，我们都是深埋在雪中的花朵。
但，那又何止是我一个人的感受？那个冬天，我有机会去访问东柏林Chaussee街125号的布莱希特故居，同样的冬日暮色，空气中冷而湿的咸味儿，这座布莱希特去世前三年居住的大房子，相当简朴，没什么给我留下超常的印象，但是——慢着，我感到这儿有点独特，不止独特，堪称神奇！是什么？
啊，我发现了，他的故居和他的墓地，仅一墙之隔，冬日黄昏，透过稀疏的空树枝，让我站在他墓园里，几乎能直接看到他书房的窗户。那么，他当年也一定能从窗口看到这块未来的永久歇息之地。我、人们，在他书房和墓地间走来走去，我忽然感到，我们都是演员，穿行在故居、墓地——生命、死亡间，就像走在他不动声色留在身后的剧本里。那么近的距离，却囊括了人类历史的无数轮回。中国老话的“人生如戏”，突然在柏林落到了实处。赫！把自己的后事布置成舞台，留给世人一个超时空的剧本。布莱希特这么想过吗？或纯然是我的臆想？但这二者真有区别吗？暮色，人群，远处早早亮起的灯光，一簇簇寒冷中更加浓绿的冬青，都早被写下，早已布置在这儿，等着，下一个、下一代人走来，陷入这“处境”。
我再想，布莱希特亮晶晶的圆眼镜片后面，那双东方式的小眼睛，一定能看穿自己“东德大作家”的荒诞，说白了，他也无非又一个群众角色，被摆在另一个剧本中，悲剧都谈不到，最多是个玩笑。这“冰冷的笑”，也是供自己参观的。生、死都不真实，于是只得让“两个你 互相被想象”。而书写的手、唯一写下了赝品，这里的天空，掠过的丑陋鸟儿，都只是“吊唁的字”——现实越逼真，越印证文字之荒诞、之不可能。一个作家，在人生和文字里双重活过，因而不得不双重提问：“问 夜有什么 夜死过两次还奢望什么”？（本节诗作都引自拙作《布莱希特的最后提问》）
德文长诗《同心圆》
今天如流行病一样无所不在的词汇“恐怖”，也在我的柏林诗作中早早扎根。当我来到二战时希特勒的地堡遗址博物馆，目睹那残留地下犹如豁牙的破败地基，一种感受汹涌而至：这毁灭，何止是二战的？那也是冷战的、文革的、所有历史的、每个文明的……一个毁灭考古学。我向下凝视，而它们向上仰望，不，不是仰望，而是挖掘，那一代一代接踵而至、被仇恨吞噬的孩子们。那时，我还不知将有“九一一”、伊斯兰国，但我知道的，那厄运并为终止于此，它还在重复、轮回。我回家写下《恐怖的地基》一诗，语言也在其中轮回：
我们毁灭 而你出现
你们毁灭 而他出现
他们毁灭 我们蹲在墙根下挖掘
一千个黄昏以钟表的准确缔造下一个
孩子 从天空的产床上挖出父母时
每个人为纪念自己的消失而诞生了
就这样，柏林成为一个象征。它让我在一种国籍的外面，深入一种命运的里面。外在者的身份，正加倍印证着熟悉的内在经验。这个“公式”，还将向前向后扩展，把我所有的人生纳入一个“同心圆”。
残损的地基，延伸在一切时间里，把“处境”一词变得无比具象，硌疼活着的每个肉体。死亡，没有国界，只有纵深，就像诗一样。
那么，此刻我俯瞰的，只是希特勒垂死的咆哮吗？抑或也是西安断壁残肢重重叠叠的兵马俑坑？大地微微掀开一角，赫然显露出一个巨大的死者世界。好近啊，它在脚掌磨擦的地面下，甚至在我们储藏着岁月的身体内，却经常被匆匆走过的人忽略。《恐怖的地基》一诗，不得不结束于下面这行：
用我们的肉体 死亡
建造起从下面覆盖世界的村庄
1998年，当我被邀请为DAAD纪念建立25周年文集撰稿，我选择的标题，就是《柏林式写作》。这个词组的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为自由精神而写。它经得起各种考验：纳博科夫式的从共产乌托邦的逃亡，托马斯曼式的带着轻蔑从纳粹铁蹄下的逃亡，塔可夫斯基式的极端唯美又极端深刻的逃亡，后冷战中东德、东欧作家们被边缘化而冷静反思的逃亡，直至我们在全球商业化和“泡沫人类”围困下走投无路的逃亡，对我而言，所有逃亡，其实都在返回——在还原“流亡”那个词的本义。本质上，精神创造者都是主动的流亡者，他（她）无须等待被迫出走的机会，更不寄生于其反面，把被迫害变成盈利广告。他每时每刻都在出走，在每一行诗里脱胎换骨。他必须自我更新，这“一个人的传统”，让他能读懂一切人的传统。
我为我2013年出版的德译长诗《同心圆》写的小序，开始于这句话：“《同心圆》是一部极端的流亡之书……” 是的，流亡没有结束之日。它始终在深化，用每个现实，深化那个从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策兰们贯穿而来的思想，延续千载，却不容作家片刻懈怠、得意洋洋。柏林，用坍塌到流亡先辈们头上的一层层废墟，警醒我们：任何对“流亡”一词的廉价利用，都不仅虚妄，更是虚伪。诗意激情，缔造出“诗意的他者”——在一切语境中，主动、自觉成为一个他者，自我质疑且质疑世界。流亡，诗人永远的宿命！
《叙事诗》英文封面
附录：《蝴蝶》三首
蝴蝶——纳博科夫
这些最小 最绚丽的洛丽塔
嘴里含着针一样的叫声
大气显微镜 远眺深藏起闪光的虎牙
你胖了 口音还慢得像雪花
擎着路灯那张古怪的采集网
赴一个标本册的幽会
显微的激情扑向总被搓碎的
翅膀的草图 留在搬空的房间里
每个诗人身边翩翩流浪的塔玛拉*
像白日梦舅舅掸下的粉末
一只蝴蝶有时比劫难更难懂
你 幸福的大叫和风格不是无辜的
翻动 锁在空中的射杀父亲的子弹
孵化成彩色课本 一场雪仍在下
死者们绕着青春的蕊
而照片上的眼睛盯视最长的一刹那
飞到天尽头一定不够
得学书页 蜕掉一张人皮
才认出一枚卵精致的大爆炸
往昔是朵搂紧你的雏菊
塔玛拉 总带着树丛 微黑 轻弹双翼
你珍爱的变形优雅叠加
叼起世界 用一根针钉住的高
虎啸 全不理睬记忆的聋哑
* 塔玛拉：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中，给真实的初恋情人杜撰出的名字。她和纳博科夫初识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并在俄国南方流亡初期再次相遇.
蝴蝶——柏林
父亲的墓地 被更多墓地深深
盖住 塌下来的石头像云
夯实的重量里一只薄翼意外析出
一跳一跳找到你 当你还英俊
细长 着迷于花朵摇荡的小扇子
公园中器官烫伤器官的吻
空气的阻力也得学
墙 死死按住彩绘的肩膀
暮色垂落 反衬小小明艳的一跃
当你的心惊觉这一瞬
一座城市已攥紧你绝命的籍贯
老 没有词 只有扼在咽喉下的呻吟
才懂得反叛越纤弱 越极端
一种长出金黄斑点的力
推开水泥波浪 只比世界高一寸
海蝴蝶 不奢望迁徙出恐怖
飞啊 塔玛拉和父亲 粼粼
扛着身体 轻拍下一代流亡者入眠
灰烬的目录没有最远处
你栖在醒来 就脱掉重量的住址上
树叶暗绿的灯罩挪近
当你 不怕被一缕香撅住
成为那缕香 遗物般递回一封信
打着海浪的邮戳：柏林
蝴蝶——老年
大海的鳞翅也微微变干
搧凉旅馆的窗框 你倚着
异乡 肋下展开一片窸窣的枯叶
一条冷而蓝的丝连着某只茧
远去 恰似抽回
满载的 刚被卸空的又一天
骑在蝴蝶背上像骑着一只仙鹤
显微镜下 精致的茸毛擦亮
毁灭的风格 万物后面是一只船
突兀地升起 港口
不开向四面八方 它的棋盘
让你看你就在四面八方
等着 自己的体味儿渐渐
还原为烟味 肉像蛹再度呛人
塔玛拉 飞之绝对 对应压下来的幽暗
写 一种审视所有写的璀璨
聆听窗外的振翅声
拍打每个字 你独坐的峭崖
星空在上面也在下面
你嬗变至此 厌倦的金色眼圈
厌倦了被风搓碎的威胁
倚着体内一条 一千条
卷曲 震颤 挣扎分娩的水平线
下一个大海一首终于返航的纯诗
●杨炼 （1955—），中国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生于瑞士，文革中开始写作，朦胧诗最早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1988年后环球漂泊，追求建立“诗意的他者”之自觉。2012年获诺尼诺国际文学奖（Nonin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ize），2013年获首届“天铎”长诗奖，2014年获卡普里国际诗歌奖（The International Capri Prize2014）。2013年应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08年至2014年任国际笔会理事。现任汕头大学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现居柏林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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